多项先行指数描绘活力图景 数据印证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三.进一步改善离岸市场流动性的方向 离岸人民币短端利率的大幅波动对离岸债券市场的稳定扩张带来压力，同时加大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对冲成本，亦可能诱发投机性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以这种速度，如果贬值过程再拖下去，我们还有多少外汇储备可以使用？ 不能把外汇储备的减少简单说成藏汇于民。在汇改后，隐含波动率迅速上升，与实际波动率的差值最高达到6.7，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看空情绪达到顶点。

不仅如此，在缓慢的贬值过程中，当一部分贬值压力得到释放后，新的贬值压力又会出现，导致更多外汇储备的损耗。面对这种压力，央行三个选项：1.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一次性释放贬值压力。银行资产负债表币种错配。但由于对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急剧贬值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一旦贬值，动摇信心，人民币就不知道要贬到哪里去了。

例如，换汇限额是一种直接的管制，托宾税是一种间接的管制。目前并没有非常准确的数据可以测度资本外逃的规模，不过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有两组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资本外逃的规模。经济观察报：五五体制和经济起飞，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因果关系吗？ 阎小骏：不能轻易（下这个结论），只能说这两个历史事实是同时发生的，至于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若国家有很强的能力去执行和落实政策决策，它就是一个强国家。他认为，如果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这种公共咨商，而且公共咨商过程满足以上四个条件，那么这个政体就是民主的。然后是它的制度本身，我觉得这可能是它能够保持廉洁度比较高的原因。但是日本，国家很深的介入到发展的进程之中，而且成为主要的主导力量和推动力量。

也因此，这本著作显得颇为不同。《当代政治学十讲》最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中同样谈到了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论点，也谈到在每一波民主化浪潮来临之后，又会有一波退潮的阶段。从发展理论开始讲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大家比较熟悉。国家能力 (statecapacit)这个概念是当代政治学的最新发展之一。这也是当代政治学一个很大的特点。

当然，有一些转型要略好一点，但是也有更多的国家现在处在很混乱的过程中，处在很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它们向什么地方转型，现在也不是很清楚。现在我们所讲的现代化，实际上更多的像一个树型图，它是由一个共同的点出发，然后由于各种文化历史环境因素，分出不同的枝蔓。政治学研究并不预测未来 经济观察报：你谈到，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任务是解释现象，而非指导实际行动。如果是，你就打一分，如果不是，你就打零分，谁得分最高，谁就是最现代化的。

在你看来，这些国家是用另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而不一定遵照西方国家的路径，但您谈到的更多的是东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路径的差异。然后到最后，人们发现所有的一切，是归根于人们对自己的认同，所以identify（认同）是21世纪初期当代政治学的最新前沿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也比较赞同这样的民主定义？ 阎小骏：我觉得这个定义包容性比较强，对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都能够得以包容进去。尽管各国不同政治学家作为个人一定有其不同的政治和价值取向，但作为学科而言当代政治学竭力避免对政治事物、现象或者过程给予道德判断、价值预设，也不会给任何一个政治现象、过程或者制度简单贴上好与坏、善与恶的意识形态标签。

经济观察报：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最稳妥，但同时非常漫长的过程。当下我们认为，现在发展最关键的，所有的发展模式都必须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经济观察报：现在国际的政治学界有对第四波的说法以及当时的那种乐观情绪的反思吗？ 阎小骏：现在有很多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研究，对它也进行过很详细的研究。阎小骏：发展型国家确实是东亚发展经验的先声，就是说导致了后来的很多辩论，包括东亚经验、亚洲价值观，市场驱动还是国家主导，包括一直到现在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辩论。失败国家在现代世界所意味的，绝不是古代社会国家无为而治冶式的田园牧歌，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双重灾难。但是，二十世纪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成果就是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分离。

大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的？当然是一致的，大家都是往上长，但是长出来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条直线。但是在二战后，日本这样的发展型国家，特别是由于日本通商产业省的建立，使得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发展型国家对于当代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它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经验。第二，就是关于现代性标准的问题。

而宪法和实际政治生活中有可能是有差距的。新加坡比较讲究精英治国，所以它对政治精英团体内部的自律要求非常高。

这一点如果在新加坡成立，但是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方似乎就不太成立，这种亚洲价值观是否是一种为威权主义的辩护，而非真正对亚洲价值观的概括？ 阎小骏：否定政治上的多元主义，是指它在发展过程中。他对古往今来，所有关于民主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发觉有四种对于民主的定义： 第一种是用宪法来判断是不是民主，也就是说，只要你宪法里面有特定的规定民主的成分，那么你就是民主的。失败国家往往内战频仍,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通商产业省的官员会指定，松下今年生产多少录音机，所以它是对其生产有所控制，然后它同时也介入国际竞争。

像最传统的投票，这本身是一种咨商，还有全民公投。我在这本书里也提到，经典的符合现代人标准的指标，有11项指标。

政治学越来越少进行纯粹形而上的价值探讨。我觉得这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排名应该综合起来看，这里面排名越后的是国家能力越高的，包括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

无论我们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路径是什么，现代化怎么描绘，怎么定义，但到最后，你必须要认识到人是现代化发展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发展型国家颠覆了现代化路径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东亚的现代化国家与西方不同的路径，其中谈到了一个词叫 Developmentalstate（发展型国家）。

从目前来看，处于什么状态？ 阎小骏：有人这么说过。有人认为这个第四波的民主转型，实际上也应验了亨廷顿当年的论断，就是每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之后，都要有一个反潮流。这实际上是用西方的标准在衡量现代性问题。近年我们看到，在东亚以及其他很多国家，都追随了日本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

决定国家能力高低的因素很多，我将来会专门写书再做具体讨论。经济观察报：这本书相当于比较顺理成章的从发展理论讲到了认同政治、对抗性政治？ 阎小骏：这个逻辑顺序本身因应了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当代政治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从发展理论、民主、政权组织、国家理论、对抗性政治、公民社会，到最后以认同理论，当代政治学的最新成果，用这作为结尾。

你在书中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最认可的关于民主的观点：民主不是宪法意义的，不是实质权利意义的，不是程序的，而是一种过程导向型（process-oriented）的民主定义。现在看来，在阿拉伯之春之后，所谓实行转型的这些国家，实际上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问题。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包括南非、巴西）的预算改革，它是通过基层的商讨，来实现更大范围的民众对于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的参与。国家能力的高下和政体形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